神傳文化：嚴於律己　仁者風範（上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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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傳文化：嚴於律己　仁者風範（上）

文/智真

【明慧學校】清聖祖愛新覺羅•玄燁，年號「康熙」，取萬民康寧、天下熙盛之意，八歲登基，在位六十一年，仁政愛民，勵精圖治，開創了「康乾盛世」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個很重要的概念「內聖外王」，這是古代道家、儒家所推崇的境界，內懷聖人之德而外行王者之道，康熙堪稱內聖外王的典範。

讀書不輟

康熙立志高遠。他在《庭訓格言》中說：「聖人一生，只在志學」、「志之所趨，無遠弗屆；志之所向，無堅不入」，指出讀書學習要堅定不移，「初學貴有決定不移之志，又貴有勇猛精進之心，尤貴有貞常永固不退轉之念。」他讀書數十年如一日，勤學不輟。

他五歲開始讀書，八歲登基，於儒家經典日日必讀，認為「殊覺義理無窮，樂此不倦」。他常深夜讀書，直至天快亮，他曾說自己「五齡以後，好學不倦，丙夜披閱，每至宵分！」他讀「四書」───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「必使字字成誦，從來不肯自欺」。後來他曾對大臣們說：「及四子之書既已通貫，乃讀《尚書》，於典謨訓詁之中，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，期見之施行。」後來他要求皇子讀書，讀滿百遍，還要背誦，這也是他早年讀書經驗的傳承。

康熙十七、八歲時，更篤於學，讀書過勞，但仍不肯休息。他十八歲時，在內廷設南書房，選擇漢儒為侍讀學士，以經書為要，常侍左右講究文義。他命學士日日進講，從未間斷。在為時八年「平定三藩之亂」的戰爭期間，凡出師、運餉、劃謀制勝，無不由他一人決斷，當時戰局迅變，軍報頻至，但他仍於繁忙中「孜孜於經史之學」。翰林院奏請隔日進講，他說：「仍每日進講，以慰朕拳拳向學之意！」當時日講的書目為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及《通鑑綱目》，康熙對日講很認真，說：「人君講究學問，若不實心體認，徒應故事，講官進講後，即置之度外，是務虛名也，於身心何益。朕於爾等進講之後，仍再三閱繹，即心有所得，猶必考正於人，務期道理明澈乃止。」重在「實心體認」，絕不「徒應故事」，更不「務虛名」，這是他對日講所持的態度。

康熙讀書，既重知，又重行，說：「明理最是緊要，朕平日讀書窮理，總是要講求治道，見諸措施。故明理之後，必須實行。不行，徒空談耳。」他在《御纂朱子全書序》中說：「朕讀其書，察其理，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，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，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，非此不能外內為一家。」由此可見，康熙認為讀書最緊要的是明其義理並力行：其一，以達「天人合一」；其二，使萬邦協和；其三，使仁心仁政施天下；其四，使天下一家。他在御制《日講四書解義序》中明確宣布朝廷要將道統與治統合一，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本。

康熙即位後，正是國家多事之秋，可謂「日理萬機」，但無論國事再忙，還是認真讀書，他把讀書看成是一件樂事，增智開慧。他常對大臣們說：「朕在宮中，手不釋卷」、「學問之道，宜無間斷」。他在出巡途中，深夜乘舟，或居行宮，談《易書》，看《尚書》，讀《左傳》，誦《詩經》，賦詩著文，習以為常。他還組織人員編纂了《全唐詩》、《康熙字典》、《珮文韻府》、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等極其重要的工具書，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。他本人著書《康熙御制文集》，講述治國和為人處世之道，他寫下了一千多首詩詞，流傳後世。如他寫的《登都城》：「城高千仞衛山川，虎踞龍盤王氣全。車馬往來雲霧裏，民生休戚在當前。」這首詩被人們譽為帝王詩；他寫的《詠蘭》：「婀娜花姿碧葉長，風來難隱谷中香。不因紉取堪為佩，縱使無人亦自芳。」以蘭花喻君子，從「難隱谷中香」、「無人亦自芳」兩個方面，讚揚蘭花的高潔品性，推崇君子謙和踏實、不爭虛華的品格。

康熙對書法也頗下功夫，曾說：「聽政之暇，無間寒暑，惟有讀書寫字而已」、「朕自幼嗜書法，凡見古人墨跡，必臨一過，所臨之條幅、手卷將及萬餘，賞賜人者不下數千。天下有名廟宇禪林，無一處無朕御書匾額，約計其數亦有千餘。」他曾書寫「清慎勤」三個大字賜給諸臣；寫「學達性天」四字頒賜天下各地書院。他憑著好學不倦的精神與毅力，博覽群書，諸如天文地理、文學歷史、政治經濟、美術音樂、幾何算術、農學水利、生物醫學等等，各式各樣的學問他都頗有研究，可謂胸懷萬有，其豐富的學識使很多學者也望其項背。這一切，都為他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提供了豐富的思想理念，並付諸於仁政愛民的實踐中。

明道治世

康熙提倡道統和治統合一，崇德重道，實行仁政德治，稱自己要用先聖之道來治理天下。他說：「朕惟天生聖賢，作君作師。萬世道統之傳，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。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後，而有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；自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而外，而有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之書。如日月之光昭於天，岳瀆之流峙於地，猗歟盛哉！……明新止至善，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；性教中和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，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。……道統在是，治統亦在是矣。」

他還說道：「觀《尚書》內，古來君臣，無不交相勸勉。如此，何憂天下不治？」「及讀大《易》，觀象玩佔於數，聖人扶陽抑陰，防微杜漸，垂世立教之精心，朕皆反覆探索，必心與理會，不使纖毫扦格。實覺義理悅心，故樂此不疲。」他深悉興文教、重教化是為治國之根本，「朕惟至治之世，不以法令為亟，而以教化為先……蓋法令禁於一時，而教化維於可久。若徒恃法令，而教化不先，是捨本而務末也。」

康熙大力表揚儒家學說，重用儒家人士。他在十四歲親政時，就率領百官在太學舉行了隆重的祭孔大典，令漢族士大夫和天下儒生們感動。康熙首次南巡就去山東曲阜孔廟祭孔，行三跪九叩大禮，並親書「萬世師表」四字懸於殿中，表明自己以儒家學說治理國家的心願。起居注官對康熙的行為非常讚賞，寫道：「茲者臨幸闕裏，尊尚先師，以萬乘之尊，特行九叩禮。隆舉儀章，周覽廟庭車服禮器，榜書御筆，懸額殿中。進生徒於詩禮堂，講說經書，宣傳天語，煌煌訓誡。曠典隆恩，超軼前古！」

康熙為周公廟碑、孔子廟碑、孟子廟碑親制了碑文。頒御制孔子讚序及顏回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四讚，命翰林官繕寫，分發直隸各省。他還表彰了周敦頤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頤、邵雍、朱熹等宣揚道義、仁政的理學家。在康熙時期還開設博學鴻儒科、開科舉、舉行經筵大典、編輯圖書等措施。這些都體現出康熙對儒家學說的提倡。

康熙談治國之道：「先聖先師道法相傳，昭垂統緒，炳若日星。朕遠承心學，稽古敏求，效法不已，漸進自然。然後施之政教，庶不與聖賢相悖耳。」他的道治天下使儒家修己安民、經世濟民的理想追求得以實現。大學士張英說：「《書經》義蘊宏深，臣僅能粗解章句。歷年侍從講席，伏睹我皇上講論精貫，探討深微，迥非恆見所及。臣竊思，《書經》所載，文則典、謨、訓、浩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所以為君，皋夔、稷益、伊尹、傅說、周公、召公之所以為臣，皆備於此。皇上萬幾之暇，講貫是書，治統、道統之要兼備無遺矣。」大學士張玉書稱讚康熙「聖德神功卓越千古，道統治統兼總百王，而猶日御講筵，典學不倦。」

（待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