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內而安外的明君(二)：盛世明君唐太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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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內而安外的明君(二)：盛世明君唐太宗

文/唐風整理

【明慧學校】唐太宗李世民，599年出生，是唐高祖（李淵）與竇皇后的次子，唐朝第二位皇帝，是政治家、軍事家，同時也是造詣很深的書法家和詩人。李世民以弓箭得天下，戎馬倥傯，武功赫赫，即位為帝後，又虛心納諫，努力學習文治天下，成為最著名的政治家與明君之一，任用賢能，從善如流，聞過即改。視民如子，不分華夷，被世人千古稱頌，開創了歷史上的「貞觀之治」，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。

李世民像

唐太宗即位後，常常對隋亡於暴政引為鑑戒，他說，「天子者，有道則人推而為主，無道則人棄而不用，誠可畏也」。太宗認為，為君王者，應寬大其志，足以兼包；平正其心，足以制斷。非威德無以致遠，非慈厚無以懷人。撫九族以仁，接大臣以禮。奉先思孝，處位思恭。傾己勤勞，以行德義，這是君王所應該具備的道德境界。為了達到這樣的標準，他善於學習，博覽百家，精研六藝，以史為鑑知興替，虛懷納諫，以人為鏡知得失。

此外，唐太宗深知人為國之先，國為君之本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，因此廣施仁德之政，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，「去奢省費，輕徭薄賦，選用廉吏，使民衣食有餘。」

簡而言之，唐太宗的德政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：1.為君之道，要先存百姓；2.實行寬簡法律，強調修德；3.去奢省費，割情屈己；4.輕徭薄賦，發展生產，恢復經濟；5.容人納諫，時刻自省；6、選用廉吏。7、重視文化、道德教化

為君先存百姓

唐太宗認為「為君之道，必須先存百姓，若損百姓以奉其身，猶割股以啖腹，腹飽而身斃」。他把人民和君主的關係比作水與舟，「舟所以比人君，水所以比黎庶。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。」所以，他認為皇帝的憂患不是來自於外面，而在於自身。皇帝慾望多花費就高，開支多人民的賦稅就重，民眾因此就會十分愁苦，國家就危險，皇帝也就當不成了。

貞觀二年，關內地區發生旱災與飢荒，有很多百姓賣掉子女來換取衣服和食物，唐太宗不僅下令開倉濟民，而且將皇家倉庫中的金銀絲綢拿出來，替災民贖回小孩，還給他們的父母。他在詔書中說：「如果能讓年成豐收，天下平安，即使把災禍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願。」不久天降大雨，緩解了旱情，百姓都很高興。

去奢省費

唐太宗初登帝位，就清楚的意識到官僚隊伍過於龐大，人浮於事，深感「民少吏多」，弊處很多，主要表現是：耗費資源；職位重疊，互相推御責任；謀士過多，事情往往得不到解決。為此，太宗推行裁撤機構的改革。結果全國縣市減少了一半，州府減少了三分之一。宰相房玄齡遵從太宗旨意，把朝廷文武官員裁減了四分之三，只剩下六百四十三人。令史家稱奇的是，如此大動作的改革竟然沒有惹起任何社會動盪和不安，可見太宗行事極為審慎，確保不出偏差。

發展生產　恢復經濟

唐太宗深知，經過隋朝末年的戰亂，百姓渴望安定和休養生息。同時太宗也清醒的意識到，人民為盜乃是因為「賦繁役重，官吏貪求，飢寒切身」，因此提倡崇儉薄賦。他即位後，遣散宮女三千餘人以節省國用，又下令停止各地珍貢，輕徭薄賦，使百姓安居樂業。

太宗認為「凡事皆須務本。國以人為本，人以衣食為本。凡營衣食，以不失時為本」，因此他十分注意發展生產，不奪農時以利生產。貞觀五年二月，官吏擬調府兵作太子冠禮之儀仗隊，當時正值春耕，太宗於是下令改在十月舉行。此外，他又招撫流亡回鄉生產。百姓自此安心生產，唐朝的經濟也開始得到恢復和發展。

容人納諫　時刻自省

唐太宗作為一代明君，以納諫而聞名。太宗認為：「為人君，雖無道，受諫則聖」，「兼聽則明，偏信則暗」，所以鼓勵臣下進諫，擴大諫官職權，凡詔令不妥須當奏明，不得阿從。比如喜歡直諫的魏徵，雖然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屬，但唐太宗卻不計前嫌，任他為諫官，允許直接詢問政事得失，而且愛護備至。魏徵曾上疏數十，直陳其過，太宗均虛心納諫、擇善而從。後來魏徵死了，他傷心的說：「人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為鏡，可以見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知得失。魏徵沒，朕亡一鏡矣。」

一次在選撥官員的時候，發現有一些假冒的人，太宗打算按照已經發布的命令處死他們。兵部郎中戴冑勸阻說，「按照法律應該處以流放。」太宗生氣的說，「你想遵守法律從而使我失去信譽嗎？」戴冑說，「皇帝的命令是出於一時的喜怒而下達的，而法律是國家公布的用來取信於天下的。陛下對欺詐之事很憤恨，因此要殺掉他們，當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這麼做。如果用法律來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個天下的信任。」太宗說，「你能這樣執法，我還有甚麼可以擔心的呢！」後來戴冑幾次直言進諫，滔滔不絕，太宗都聽從了他的意見，天下沒有任何冤獄發生。

太宗對群臣說，「人家說皇帝地位尊貴，甚麼都不怕。我不是這樣，我上畏懼蒼天的審視，下害怕群臣仰望，兢兢業業，還怕不符合天意和民眾的願望。」

採用完善寬簡的法律

唐太宗即位後，採納了魏徵的建議，確立了寬仁、慎刑的宗旨，太宗認為重視德行比制定嚴苛的法律更為重要。一次他問大臣王圭，「近代治國者不如古代，為甚麼呢？」王圭說，「漢代崇尚儒家學說，民風純厚；近代輕視儒學、重視法律，所以國家就越來越衰敗。」太宗表示同意這種說法。

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接受了人家賄賂的絹，太宗知道後說：「順德這樣的人才如果對國家有用，我可以和他共同分享國家的財富，他何必這樣貪戀財物呢！」太宗愛惜他有功於國家，沒有治罪，並且賞賜他數十匹絹。大理少卿胡演說，「順德違反法律接受財物，本來不應該免罪，為甚麼又賞賜他呢？」太宗說，「如果他有人性的話，接受賞賜比遭受刑罰還感到屈辱；如果他不知道羞愧，與禽獸無異，殺了他又有甚麼用呢！」

選用廉吏

在選用人才方面，唐太宗平抑門第，命高士廉選《士族志》，以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」為標準，重新評估士族，無功德者一律除名。即注意按照「才行兼備」的標準選用官員，不問出身、不計恩怨。著名的文武大臣中，魏徵當過道士，尉遲恭做過鐵匠，張亮出身農民。魏徵原是太子建成的舊臣，曾謀劃過暗害太宗，李靖、尉遲恭是降將，但均被予以重用。他還在隋朝科舉制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完善了選拔官員的制度，用科舉代門第，破門閥之見，使出身寒微之士有仕進之機。

太宗還對有「品位」的官員提出了四個要求，稱為「四善」，即德義有聞；清慎明著；公平可稱；恪勤匪懈。為貞觀之初立制，每個人按照太宗的要求去做，盡心盡責。太宗更以「居官諂詐，貪混有狀」八個字來判定德行為「下下等」的官僚。

對於官僚的貪污問題，唐太宗除了用刑罰之外，主要是要令眾臣從心底裏明白「貪」其實是一種愚蠢的行為。太宗還提醒群臣說：「鳥棲於樹，猶恐樹不高，故結巢在樹之巔。魚藏於水，猶恐水不深，故穴居在水之床。但兩者皆被人捕捉到，原因只在貪食誘餌而已。汝等切勿以身試法！」

有一次，民間有人上書請求清除佞臣。太宗問道，「誰是佞臣呢？」上書人說，「皇帝可以假裝憤怒來試探，據理力爭的是直臣，害怕皇帝威嚴順從的就是佞臣。」太宗說，「皇帝是河水的源頭，群臣是大河的水流。源頭污濁了卻要求河水清澈，不太可能。我使用了詐術，怎麼能夠要求群臣耿直呢？我以至誠之心治理天下，常常對過去的皇帝喜歡用權謀對待群臣感到恥辱。你的計策雖然好，我也不想採用。」

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，皇帝率先垂範，官員一心為公，吏佐各安本份，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，政治十分清明。

重視文化、道德教化

唐太宗十分重視學校的建設，在他的重視下，學校教育制度逐漸完善。全國的最高學府是國子監，下設六種學校：國子學、太學、四門學、律學、書學、算學。各級學校都以儒家經典作為必讀書目，學習優異者，送往吏部參加科舉考試。

唐太宗還十分注重編修書籍和歷史。他命令搜求民間死去學者的遺書。隋末，在洛陽的隋代藏書剩餘的只有一萬四千部，約九萬卷，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館後，藏書達到二十多萬卷。太宗還下令成立了國史館，編選南北朝及隋朝歷史，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統，另一方面從中汲取歷史教訓。此外，他還募集名儒出任學官。因此，京師一時儒者雲集，人才輩出，為大唐培養出無數國家棟梁。

唐太宗十分重視佛法的宏揚，他大力支持唐僧玄奘的取經、譯經活動，並在洛陽親自與其會面傾談。這使佛教在唐中期達到了其鼎盛時期。由於上至天子下至庶民，同秉一心，並且篤信佛法，使得初唐國勢強大得驚人。這一時期政治清明，社會安定，風調雨順，農業上每年都是大豐收。每逢節日，皆有君、臣、民同樂的慶典，百姓安居樂業，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，無復盜賊，囹圄常空，天下大治活現眼前。

當此之時，各國臣服，大唐邊境一派安定，天下人皆尊稱唐太宗為「天可汗」，是當時世界唯一的文明最為強盛的大一統帝國，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，各地民商來往不斷，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「陽光地帶」，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。唐朝政府還設立了流所，開放邊境和關口。極盡吸收外來文化和物質文明。這種盛世氣象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。

公元649年，唐太宗崩於含風殿，終年五十二歲，尊號為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。其勤奮親民，文韜武略，英勇過人，既有創業之能又有守業之才，確為「千古一帝」，後有明代史學家朱翌讚太宗曰：「自三代以下，創業守成之君，兼之者為唐太宗，漢之文、景、武、宣，皆不及也。」